淮河文化”研究现状和特点是什么

  文化是人的社会属性，具有超自然的特征，人及其活动以外的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属于人的文化。但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文化也就离不开自然，并以自然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自然在提供人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在磨炼人的意志，给予人重重压力。
  人类只有不断克服这些压力，才能繁衍生存和继续发展。因此，在人类产生之初，认识自然、改造环境便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并将成为终身使命。改造环境的手段是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等。在劳动过程中，人创造了文化，并以文化观指导自己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人类能够认识自然，必须对环境产生能动作用;相反，环境也通过自然法则的永恒作用，制约着人类。主客二体，相参相依，共居于循环、变化的生存时态之中。这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
 在人类的原始阶段，生存动态的重心偏向自然环境一方，人只能被动地受制于环境，而无法自主地选择自然，人基本上是环境的奴隶。
  当人类开始学会种植、蓄养家禽和建造房舍时，对自然环境的完全依赖开始有了改变，这意味着人类开始拥有生存的主动权。从这一刻起，地球上相继出现人所创造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相对于「自然景观」而言。后者泛指地表的自然景色，可以按照地貌特征划分区域，如森林景观、草原景观等等。
  前者则是人类有意识地利用自然创造出来的景观。
 文化景观的出现对于人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它可以使人迹罕至的地方充满生机，使人在原来无生存条件的地方落脚谋生，如在沙漠中开辟绿洲，在「旱魃为虐」之地修建灌溉网……。人类的生存空间得以大大地拓展，因此也有了较大的生存自由。
  
 由于自然规律的制约作用，决定了创建文化景观的非随意性，其必须是在一定的自然基础上的创造。一方面，自然界提供了有利于人类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有时也许微不足道，人类便想办法扩大这种优势，直到可以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自然是一种异于意识的客观力量，有自己独行不改的天「道」地「理」，即便是相对独立于自然之外的文化景观，也仍然受制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人类必须服从、遵循这种规律，否则将受到自然的无情报复。
  
 从古至今，无论人类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依赖是轻是重，自然规律和地理因素都会对人类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研究人类早期历史和文化起源，不能不考虑地理环境因素。
 地理因素和自然因素对于人类，尤其是人类的生存来说，无疑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地理环境间接作用于人类心理，其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地理环境毕竟外在于社会，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地理环境的影响便不居主要地位。换言之，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形成来说，地理环境是一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主导因素。有鉴于此，我们在介绍地理的文化功能时，将把「人化自然--文化景观」作为相应的一种因素，同时以人类的早期历史为重点。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黄河流域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但依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实践，证实不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从初具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人类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受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大河成为孕育人类文化的母亲。
  中国新石器时代较为典型的文化遗址几乎全部分布于大河及其支流流域，如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区域，淮河流域有青莲岗文化区域，长江流域有良诸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区域，辽河流域有红山文化区域，珠江流域有南方印纹陶文化(部分)区域等等。
  
 早期文化区域分布在大河流域的特征，在东方文明古国中是共存的，这使各古文明之间具有了一种共性，但中国农业起源的特征与其它文明古国毕竟不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一般都是利用大河泛滥后留下的沃土，再加以灌溉，用以栽培小麦而发展农业。
  但生命赖以繁衍的大河却瞏瞏茕独:尼罗河孤流横贯，两河流域仅拥有一个气候，其它地方则多是沙漠和半沙漠地区，没有其它的大河交相补苴。因此，这些古文明地区对大河依赖甚重，如埃及，直到近代，人口聚集区域仍几乎集中在尼罗河两旁，因此，有人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予」。
  
 中国文化虽然发源于大河流域，但因地形复杂而采用多品种种植方式，无需固执于大河馈赠的沃土。同时由于从北至南有五大水系遥相呼应，支津密布，方便了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尤其在古代陆路交通工具不发达之时，利用河运就显得更为重要。
  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区域相互渗透，就是靠中国河流分布的特征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