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是？

一、“新思维”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涵域的界定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1月应美国出版商之约撰写并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 在这本书中，戈尔巴乔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和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维”。他说，“改革给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思维提出了新的任务”，必须“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态”，“彻底消除垄断理论的后果”，“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为创造性思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给这种思维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新思维在对苏联历史和现状进行重新评价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原因、原则、政策和目标，阐明了对时代的看法和苏联的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结果。关于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我们在前述第二篇已作了系统的分析。正是这些弊端和矛盾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思维的提出曾引起极大的反响，西方报刊称这“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由于新思维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但是新思维有个发展变化过程，这又决定了它的历史作用的复杂性，特别是后来在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新思维发生了原则性变化，它对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便走向了反面。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新思维没有什么错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具体操作上。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首先，在评价“新思维”之前必须对其涵域作个界定。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但戈氏的“新思维”决不仅限于此。新思维的提出仅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始，在后来的整个执政期间戈氏又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制定和通过了许多政策、决议和纲领，这些都是新思维的继续、发展和体现。因此，在分析“新思维”与“改革”的关系、“新思维”与苏联解体和剧变的关系时，必须把体现新思维的所有文件，把新思维的提出和后来的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分析。

其次，对“新思维”的内容和作用应一分为二，应该把对外新思维与对内的改革新思维区分开，而对改革新思维又应把前期和后期区分开。改革的新思维在前期也存在着失误，但性质与后期完全不同，后期的改革新思维已属明显的原则性错误。

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思维是否正确和起了什么历史作用，不仅取决于新思维的理论和政策内容，而且取决于这些理论和政策付诸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当实践结果与预期目标发生矛盾时对政策作何修改，以及最后的结局如何。